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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登的《旺达》到舒淇的《女孩》｜当女演员手执导筒，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更新时间：2025-10-15 04: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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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蓝光碟｜特别收录内容：我是旺达纪录片，旺达的电视采访、广播等

前言：

今年对我来说是女性导演的大年，

在第50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看到很多女性导演的佳作。

例如舒淇导演的电影首作《女孩》；

新加坡导演陈思攸的首作《核》；

以及韩国导演尹佳恩的《世界的主人》。

更多的还包括赵婷导演的《哈姆奈特》，

美国导演尼娅·达科斯塔的《海达》，

以及挪威导演莫娜·法斯特欧德的《安·李的遗嘱》，

这些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作品。

无独有偶的是，她们都选了自编自导，

讲述自己的过去，或者对于当下的回应。

最近多伦多正好重映《旺达》，

这部来自 1970 年的独立电影先驱，

跨越半个多世纪放到今天，

依然是一部非常厉害的，导演电影首作。

今年当舒淇作为演员，

第一次转型导演的作品《女孩》入围了威尼斯主竞赛单元，

并在第 30 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斩获了最佳导演奖。

引来了很多关注和争议，同时也收获了两极的评价。

而《旺达》的导演芭芭拉·洛登当年，同样是从演员转型为导演。

甚至是自编自导自演，在没有任何制片厂的支持下，

利用 10-20 万美元的私人投资，完成了影片《旺达》的拍摄。

并在1970年的第3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帕西内蒂奖·最佳外国电影」（当时还没有设立竞赛单元）。

当然《旺达》在当年，同样收获了很多差评，甚至是来自当时女性主义者的抨击和反对。但是这并不影响这部影片，跨越历史的长河，如今成为了独立电影和女性导演作品的先驱和里程碑。

Part 1：当她们有话要说

我们都知道从历史悠久的文学和戏剧开始，女性对于自身的表述，要远远迟于男性对于女性的描述和塑造。放到百年历史的电影中也是一样，「女性形象」从来都是被男性创造出来的，放置在镜头前，被观看、被追求、被拯救的「对象」。当女演员们在不断扮演这样的角色时，自然会有着更加切身的感受。

在 CC《旺达》的电影手册里，影评人 Amy Taubin 也提到了，1961年当芭芭拉·洛登第一次与导演伊利亚·卡赞合作《天涯何处觅知音》时，她出演的就是一个长腿金发，酗酒轻佻的性感女郎。

从百老汇到好莱坞，即便芭芭拉·洛登凭借「梦露的化身」一角，获得了托尼奖最佳女配角奖，但她始终没能逃脱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和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对于她角色的摆布和掌控 ——1964 年阿瑟·米勒编剧的舞台剧《After the Fall》由伊利亚·卡赞导演，剧情是米勒与梦露离婚后不久的半自传作品，而芭芭拉·洛登饰演的玛吉（Maggie）几乎就是以梦露为原型创作的：一位脆弱、性感、但最终因精神和情感的崩溃而走向毁灭的女明星。

在这之后，芭芭拉·洛登开始自己写剧本。当她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和自己同龄，一样出身美国乡下的女孩，因为同伙他人抢劫银行而被判入狱20年，在法庭上她感谢法官对于自己的判决，给到自己每天睡觉的床板和一日三餐的时候，芭芭拉·洛登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较好的身材和面容，再加上一点点幸运，那个在监狱里的人，也许就是她自己。

芭芭拉·洛登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马里昂，是一个逐渐衰落的工业区和矿区，她在一个工人阶层的家庭长大，父母关系紧张，她主要由祖父母抚养。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十几岁就出来谋生，后来到了纽约发展。

洛登先是成为了模特，之后是电视节目里的舞蹈女郎，之后才开始有机会在百老汇舞台剧演出，被导演伊利亚·卡赞发掘，1961年出演了卡赞执导的电影《天涯何处觅知音》，1964年凭借在阿瑟·米勒话剧《After the Fall》中饰演玛吉获得托尼奖最佳女配角奖。1967年与伊利亚·卡赞结婚，这些对于芭芭拉·洛登来说，都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这不得不令人联想起今年舒淇在 TIFF《女孩》首映礼之后的自白，她说自己也是十几岁离开家到台北谋生。舒淇早期做平面和广告模特，同样因为姣好的身材和面容，被香港导演王晶发掘，拍过一些写真和电影作品。1996年因主演香港导演尔冬升的电影《色情男女》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新人奖，一举成名。之后逐渐转型，进入主流电影产业，还成为了侯孝贤导演多部电影的女主角。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也是在侯孝贤导演的鼓励下，舒淇开始走向了导演的位置。

而舒淇的第一个故事，自然也是关于她成长的时代和家庭，关于那些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女孩」。她把当年只有18岁的母亲，也看作一个未曾长大的女孩，与当年那个无辜被父母打骂的女孩，放置到同一个故事里，试图讲述那些女孩们的共同经历。

如果将两部女演员首次执导的长片电影作品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较的话，我觉得 CC 电影手册的影评里，收录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句评价，非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miracle in Wanda. Usually there is a distance between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as well as the subject and the action. Here this distance is completely nullified; there is an instant and permanent continuity between Barbara Loden and Wanda.”

“我认为《旺达》中蕴含着一种奇迹。通常，视觉表现与文本之间，以及主体与行动之间，总会存在一段距离。而在这里，这种距离被完全消解；芭芭拉·洛登与旺达之间呈现出一种即时且持久的连续性。”

在我看来，这也是舒淇第一次尝试自编自导的《女孩》，与芭芭拉·洛登自编自导自演的《旺达》最大的区别。芭芭拉·洛登看到，并选择出演了真实的自己，或者说演出了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她相信，除她之外的女孩们，也正经历着这样的人生，而她只是幸运的那个。

而舒淇则选择了从一个第三人称视角，回顾自己的童年和母亲，试图通过一个她者的故事，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伤痛，从而再现时代与家庭的问题。同时在另一个自己的故事中，舒淇让女孩顺利长大成为网球运动员。

在她们的剧作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芭芭拉·洛登的《旺达》的最后一个镜头永恒地定格在了旺达的麻木茫然和不知所措中，而舒淇的《女孩》则呈现了一个相对理想的母女和解场面。

舒淇是幸运的，她不但有侯导的鼓励和台湾最佳制作团队的鼎力支持。在釜山获奖后，她也表达了未来将继续在导演之路上探索的意愿。

而芭芭拉·洛登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80年她就因乳腺癌去世，年仅48岁，《旺达》成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Part 2：她们与女性主义

如今在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浪潮后，反抗父权制和性别暴力的话题在电影中，依然是非常强烈且需要被讲述的话题和故事。

《女孩》一方面讲述了女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遭遇和困境，同时也因为女性角色的单薄，剧情转折的突兀，而停留在了表面的社会观察。电影并没有回应女性在当下的困境，也没有深入探究其中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回到《旺达》横空出世的1970年代，也正是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阶段，人们开始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和身体自主权等议题。

而导演芭芭拉·洛登曾在采访中表示：“当我拍摄《旺达》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女性意识觉醒或女性解放。那是在电影完成后才开始的。影片并不是关于女性解放的，而是关于女性或人们受到的压迫。”

也就是说《旺达》是关于芭芭拉·洛登个人经验的电影，她并未有意识地把自己或旺达归结为一个女性主义者，而是把旺达单纯地作为一个人来看待，故事只是讲述了她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压迫。

在《旺达》之后，芭芭拉·洛登才开始对女性的困境、寻找自我解放的主题感兴趣。在去世前，她一直在筹备把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 1899）改编成电影，可惜未能如愿。

而非常讽刺的是，根据 CC 手册里影评人的描述，《旺达》对于当时的女性和女性主义者来说，同样是难以接受，甚至是厌恶的。

因为在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时期，女性主义者无法接受一个，没有反抗精神，被动迷茫，依附男性，随波逐流的角色。而身在体制和家庭中的女性们则更加无法接受这个，抛弃丈夫和孩子，抛弃母职和妻子的身份，同时无法适应工厂的工作，从事性行业的不完美女性。

直到第三波女性主义和当代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人们才开始重新解读旺达这个角色，她被看作真实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女性在压迫中的多样性，旺达在困境中选择屈服和逃避的形象也被视为一种真实的女性经验，有其存在的意义。在《旺达》里没有虚假的觉醒和英雄，也没有道德的审判，旺达正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女性的生存状态。

如果从这角度观看，在舒淇的《女孩》中，女性的角色也并没有对压迫做出任何的有效反抗，她们要不是没有能力反抗的女儿，或者是软弱不敢离开丈夫的妻子，同时还会把暴力转嫁给女儿的母亲，直到男性角色自己消失在她们的生命中，她们才最终得以团聚与和解。

这并不是一个不能被接受的人物设定，最多被诟病为，已经被拍过很多次了，那么导演和作品的突破在哪里？同时，在我看来《女孩》还有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脱节，父亲的酗酒，母亲的背井离乡，他们似乎早已被社会和家庭放逐。从一个社会里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家庭里的施暴者。而舒淇的讲述也就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观察和家庭经历里。

Part 3：她们的敏感与镜头的准确

《旺达》的手持摄影与纪录片式的风格，与其独立制作和小成本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导演芭芭拉·洛登与摄影兼剪辑师：Nicholas T. Proferes 的合作。

影片从一个煤矿场区的 360 度环摇展开，洛登说她拍摄这个镜头，就是为了之后把微小的旺达放置其中。

第一个室内的镜头，孩子的哭声，妻子的疲惫和忙碌，男人的摔门而去，以及最后从沙发上勉强醒来的旺达。

你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洛登要讲述的女性生活困境，旺达如果不是在法庭上同意离婚，拒绝孩子抚养权的女人，她就会生活在一个相似的房子里，过着带孩子，给丈夫做饭，看男人脸色的日子。只不过她选择了抛弃这些，而代价就是她没有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也没有下一顿饭的着落。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芭芭拉·洛登会理解在监狱里的同龄人，为什么会感谢法官给了她床板和一日三餐。因为也这是芭芭拉·洛登在离开家后，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而旺达没有她那么幸运，只能不断的依赖男人，最终走向共同犯罪。

我非常喜欢旺达到工厂经理办公室，请求对方给她工钱和一份工作的桥段。那些对于缝纫女工的特写和剪辑，也让我们看到了当资本主义的父权制开始妥协，需要女性既出来工作，产出经济效益，补贴家用，同时还要肩负家庭和社会再生产责任的时候，她们是怎样的状态。

而旺达是不可能符合这一要求的，无法在家庭中履行贤妻良母角色的旺达，同样不会是一个工厂里优秀缝纫女工。她只能在酒吧里等着男人帮她买醉和过夜，并期待这个过程中，可以吃一顿饱饭。

我也非喜欢芭芭拉·洛登处理暴力的一场戏，那就是旺达一直捂着刚刚被男人扇了一巴掌的脸说，这非常的疼，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个动作被重复了两三次。在很多电影中，由于男演员肯定不会真的打女演员一巴掌，所以自然也不会真的很疼，通常在响亮的一巴掌过后，女演员就继续开始念台词了。但是在现实中，如被男性打了一巴掌，疼痛是不会马上消失的，只有旺达，让我看到了疼痛，是绵长，幽怨且持久的。

之前回看很多老电影，尤其是黑白电影的时候，例如希区柯克几乎每部电影里都有女性角色被男性扇巴掌的镜头。恐怖的是，这既是现实在银幕中的再现，同时也让更多的男性在观看之后，继续带回现实的生活中。当他们在无法说服女性，或者女性冒犯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本能地抬起手，向女性的脸庞挥去。

还有在法庭上，旺达的丈夫在她不在场的情况下，向法官历数旺达是如何亵渎了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仿佛这些事情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他离婚的理由，说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母亲，更是为了给自己再找一个听话的妻子。

影片的最后，旺达失魂落魄，终于回到了当初逃离的地方，回到了熟悉的环境里，她坐在人群中，点了一根烟，似乎在回忆这几天她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她的未来又在哪里。就在这样的一片混沌中，影片的镜头永远的定格在了这一秒。旺达即没有觉醒，也没有被拯救，只是默默地的感受着生活的重压和痛苦的循环。

在1970年的《旺达》之后，开始有了更多关注女性的电影，例如 1975 年阿克曼的《让娜·迪尔曼》，1981 年阿格涅丝卡·霍兰导演的《 A Woman Alone 》。芭芭拉·洛登让我们看到了，在 1967 年的《雌雄大盗》之后，剥去好莱坞商业片的娱乐性，现实中的罪犯和女性共犯，能且只能是被男性利用和剥削的对象，仅此而已。

我更佩服的是芭芭拉·洛登自编自导自演的勇气，这个可以在百老汇饰演梦露化身的顶级女演员，这个顶级大导演伊利亚·卡赞的妻子，同样一张面孔和身体，当你把她放置到一个乡下的小镇，穿上减价的服装，男人就会开始对她的外貌和头发指指点点，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打扮这个女人。而旺达在电影中仅有一次被穿上了一身白色蕾丝裙，头上包裹着白色小雏菊发带，像一个新婚妻子一样，坐上了贼车，走向了更加险峻的道路。

芭芭拉·洛登的镜头和剧情，都是非常精准的，在好莱坞的话语体系之外，她试图讲述一个从来没有被男性导演讲述过的故事，也是她眼中的，最真实的女性被压迫的生活状态。

反观舒淇的《女孩》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物处境和剧情设置上的重复，以及在致敬和效仿侯孝贤导演的同时，原创性和突破点又在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