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语言

更新时间：2025-09-14 04:03:03

“戈达尔不仅仅是个‘推到神像的人’，他更是电影这座宫殿的蓄意破坏者。”

——苏珊·桑塔格

无需再去强调《芳名卡门》在叙事上的独特性，戈达尔的电影叙事不断转变，那才是需要强调的事实。这就是一部戈达尔的电影——听起来像是十足的废话，但这正是重申《芳名卡门》的关键。戈达尔短暂地出现在了几场戏里，扮演了一个神经兮兮的时代质疑者——主动要求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他的外甥女，名叫卡门，向他借用海边的房子，用作抢劫后的避难所。

“卡门”是在西方世界与朱丽叶、罗密欧一样有名的名字。这个名字的背后，是一个多情而放荡的女性，最终死在男友的匕首下。这个形象出自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卡门》，改编自梅里美的同名小说，多次被搬上银幕。戈达尔在“卡门”(Carmen)之前加上“芳名”(First Name)，作为影片的名字，玩的仍然是他一贯的把戏——对语言意义的重构和思考。所以，他并不是要再拍一次比才或梅里美的卡门，而是回到“卡门”尚未被定义的时期，呈现她如何恋爱，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影片开头，大海的空镜头中，传出了女人的声音：

“我是那个不应名叫卡门的女孩。”

戈达尔在采访中如此解释《芳名卡门》的意义：“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受修辞学统治的时代，一个由电影逻辑化语言所主导的时代，作为一个忠诚的电影人，我希望电影展示出事物尚未被语言和符号统治的状态，表现还没有被爸爸妈妈命名的新生儿，表现我自己，表现我还没有被叫做让·吕克时的样子，表现大海、自由，表现它们还没有被称为大海、自由的时期。”

归根结底，戈达尔想要做的，是要向观众展现那个还没有被命名叫‘芳名’的女人的声音。

从一开始，戈达尔就不是要改编《卡门》，而是要推翻《卡门》所赋予的“卡门”的意义。诚然，《芳名卡门》的结局仍然是卡门因为摇摆不定的感情而被男友杀死，但这一次她始终活在对自我的定义和徘徊中。这种特性导致她的行为和感情充满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让她成为控制者。只有掌握了控制权，才能对自我进行定义。

戈达尔的电影从来不缺少爱情和死亡，这是他从第一部作品起就开始关注的主题。不过，他的爱情与死亡，必然与社会、政治、语言、意义、自由和控制密切相关。因此，他总是在提醒观众：人生如符号一般，总是被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控制。

在《芳名卡门》中，卡门的故事里，插入了大量大海的空镜头和音乐演奏的段落，同时还伴随着许多无关紧要、模棱两可的声音。它们的存在，与卡门的人生并无直接关系，但戈达尔使用大量蒙太奇，重够了它们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语言、空间和思考作用下的结果，并不是直接与我们有关联的事物才会影响我们的思想。

就像片中的卡门，表面上要控制自己的人生，实际上却总是被命运牵着走，甚至连绑架行动都没有周到的计划，而是模仿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她对感情的态度同样如此：大胆、随性。

戈达尔在谈及《芳名卡门》时，曾强调要“展示出事物尚未被语言和名字所统治的状态”。这句话指向了他长期以来的艺术追求：让电影不再只是叙事的载体，而是成为对语言本身的一次抵抗。然而，这种设想从一开始便带有悖论性。电影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必然依赖语言、图像与声音的逻辑来构成。所谓“未被命名的状态”只能通过命名来呈现，因此这始终是一个无法彻底完成的任务。戈达尔的策略，并非真正逃离语言，而是在语言体系内部制造裂缝，使其暴露与解体。在《芳名卡门》中，他选择将比才与梅里美笔下的卡门作为对象，不是为了再现，而是为了推翻。

影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没有直接拒绝叙事，而是通过插入性的影像与声音不断打断叙事逻辑。大海的空镜、冗长的音乐、卡门自我宣告的台词，都在削弱故事的连贯性，迫使观众意识到电影并非透明的再现，而是一种自我表演的语言。德勒兹在《时间——影像》中指出：戈达尔的作品通过“断裂的影像链条”打破了感知与行动的因果逻辑，从而创造出“思维的影像”。在这一意义上，《芳名卡门》并不仅仅是关于爱情与死亡的故事，而是对影像如何生成思考、如何揭示语言权力机制的一次实践。

戈达尔的创作因此始终处在“解体”与“重构”的张力中。一方面，《芳名卡门》显然是在拆解电影语言，使之失效；另一方面，它又利用这些碎片重建意义。正因如此，影片在理解上往往显得艰涩，它要求观众意识到，电影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的媒介，而是一种持续运作的意识形态机器。戈达尔的尝试，便是通过不断暴露语言的运作逻辑，迫使观众重新审视电影、符号的建构，最终走向现实、走向真理，如同走向罗德岛的玫瑰。

谨以本篇表达对作品的思考，以及对戈达尔逝世三周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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